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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突围 新能源引领制造业升级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0530/1  2009-12-15  浏览 7500 次

编者按: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

重庆上海,一西一东,一快一慢。

过去几年里,重庆在诸多方面一直效仿上海。黄奇帆,上世纪90年代开创“浦东开发模式”的灵魂人物之一,自2001年到重庆就任常务副市长以来,复制当年的浦东经验,利用金融手段盘活了山城沉睡的土地资本,迅速改善了基础设施,并做大了国有经济。

然而,真正让重庆异军突起的是这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重庆因其“内需主导、统筹兼顾”的“重庆模式”而令海内外瞩目,被很多人看成是中国经济向内需转型的先驱。

今年,这两个直辖市都收到了中央的大礼包。

1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发3号文件,将重庆的改革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赋予重庆西部重要增长极、国家重要现代制造业基地、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和综合 交通枢纽、内陆出口商品加工基地、扩大对外开发先行区等十多个“黄金定位”。其政策力度,用黄奇帆的话说,“不亚于1990年浦东开发对上海产生的推动力 ”。

3月底,把上海打造成国际金融和航运中心亦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在金融危机中备受打击的上海经济转型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提供政策支持。

上海和重庆,浓缩了危机中中国经济的复杂现实:上海体现了东部外向型经济的困境及转型之痛,而重庆展示了中西部内需型经济的生命力,尽管两者的体积,或者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重庆逆势崛起,上海艰难转身,是为快慢双城记。

在一季度GDP几乎垫底之后,上海谋求绝地逢生:在打造国际金融和航运中心以向服务业转型的同时,又瞄准以新能源等九大高新技术的产业化,迥异于上海原来的汽车、钢铁等六大支柱产业的定位

大上海,或许从来都没有这么艰难过。

一季度,上海的GDP暴跌至3.1%,只相当于全国的一半,位居全国倒数前列。相反,此时原来中西部、东北等落后地区,以及与浦东越来越可以相提并论的天津滨海新区,却在大踏步地飞速发展。“市里领导和底下压力都很大。”上海一位政府官员如是说。

跌入谷底之际,各方开始积极谋变。一季度以来,先是国务院正式通过了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和航运两中心的意见,力推上海向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型。为配合该战略,不久又批准了拥有陆家嘴的浦东区和拥有洋山港的南汇区合并。

紧接着5月底,上海又宣布要推进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力图使上海制造升级。“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是战胜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关键,决定着上海未来的发展。”对这个战略转型,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寄予厚望。

新能源上位

531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上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实施意见》中,上海提出了新能源、民航制造、先进装备、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制造、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新材料、软件和信息服务等九大产业,希望在2012年把这九大产业的产值提高到1.1万亿。

这一高新技术产业的布局,迥异于上海原来的汽车、钢铁、石化等六大支柱产业的定位,最为显著的是新能源产业首次上位并位居九大产业之首。按上海的规划,三年后,新能源总产值将达1100亿,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将从目前不到1%提高到3%

“新能源产业被提升到上海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头号重点,是对国家新能源战略的回应和紧密结合。”上海社科院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郁鸿胜这样分析。

近年来,在石油价格节节攀升,铁矿、石油等资源外部依赖日益严重后,中国将节能减排上升到国家战略并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但上海的产业规划 并未对此有明确和有力度的回应,依然沿用世纪初的主要判断。而这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模范的上海的政治经济地位并不适应。

2007年,上海新掌舵人俞正声的到来,改变了这种局面。

在湖北任上就接触过东风新能源汽车的俞正声,对新能源汽车情有独钟。在200711月履新上海市委书记后,俞正声出席的首次大型公众活动,就是在2007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兴致勃勃地与众人一起试坐新能源公共汽车。

此后,俞正声对新能源产业保持了高度的关注。

2009年一季度,俞正声曾对上汽集团、同济大学汽车学院以及航天集团上海新太阳能中心等企业和科研机构对新能源汽车和太阳能等产业的技术发展多方调研,最终将新能源列入上海高新技术产业首位,形成了核电、风电、煤气化、太阳能和新能源汽车五大板块。

实际上,在新能源的某些领域,如太阳能领域,上海并不占优势,反而是江西新余赛维和无锡尚德,不仅在规模,甚至包括技术等方面,都走在上海前列。对 此,上海的思路是错位发展,不与无锡和江西能耗高的多晶硅太阳能生产技术正面竞争。“现在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更为关心的是薄膜电池的发展,其生产1瓦的能 耗可以降到很低,比如0.6-0.8/瓦。”上海交大泰阳绿色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元昊说。不久前,俞正声刚去过这家公司考察。

挡不住的外迁潮

上海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调整,是对此前产业定位的重新修正。

主要布局于浦东张江的医药产业,是张江聚集程度最高的高技术产业,仅张江药谷孵化器就孵化了110家左右的医药企业。但是,由于医药的研发周期一般 长达10年以上,新药的研发成本国际上约在10亿美元以上,因此即便经过成十年发展,完成了研发型企业的聚集,张江医药的产值还是非常低——2009年一 季度,张江医药的产值虽然增幅达34%,但绝对值只有23.82亿,短期内难以完成对GDP的支撑作用。

医药产业发展的巨大困难,使得张江桑迪亚等大量本打算发展原创药的医药企业,迫于市场和生存压力,开始为国外跨国巨头提供医药研发外包服务,成为张 江医药产值和收入最主要的来源之一。而部分对成本高度敏感的中小型医药研发企业,则因难以获得充分的资金支持,开始在周边地方政府高额资助的诱惑下,离开 上海。

2008年,张江药谷党委书记杨振发在苏州、平湖等地调研时,看到了不少张江面孔的医药企业,让他心痛不已。在2008年浦东政府部门组织的调研中,杨发现,60%的医药企业都有外流倾向。

还有部分“曾经”的高新技术产业也让上海不得不重新看待。典型的是2009年初开始的英特尔外高桥芯片封装测试工厂西迁成都。

位于浦东外高桥的英特尔芯片封装测试工厂是1994年最早进入外高桥的大型生产企业,当初上海将它作为高技术企业的典范。但是,当因为上海房租、人 工成本上升,导致英特尔芯片封装测试工厂外迁之后,对上海刺激相当大。上海政府更加明白,靠土地和人力方面的成本和资源优势发展,最终不会有出路。“现在 上海的高新技术产业化实施意见,更强调自主知识产权,并不盲目追求产值和GDP。”上海浦东发展改革研究院秘书长杨周彝说,部分省市正在走上海十多年前走 过的老路,而上海已经走到了另外一个阶段。“这次九大高新技术产业的选择,充分考虑上海的既有优势和技术积累,与以前的高新技术产业定位而言,是渐进的调 整,不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浦东新区科委主任朱旭东说。

产业调整历史

产业调整,对上海来说并不是第一次了。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上海制订了“三二一”的发展战略,淘汰了部分没有竞争力的轻工制造业,试图努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强上海中心城市的辐射和服务功能。

在进入新世纪,上海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第一次超过了一半,上海的增长动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三二一”策略基本成功。

但是,2000年之后,上海第三产业发展又有了瓶颈。2001-2003年的3年中,上海服务业发展增速不断变慢,2003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迅速下滑而再次低于50%,与此同时,上海外资进入速度开始下降,2003年上海吸引外资输给了邻近的苏州。

2002年年末,上海提出科教兴市战略,试图摆脱经济增长的资源依赖,转而依靠创新来推动经济发展。此后,“走通华山天险一条路”这一科教兴市战略,成为市委书记陈良宇逢会必讲的口头禅。

然而,这一战略,被2003年的“173计划”扰乱。当时,上海从嘉定、青浦、松江三个区的试点园区圈出173平方公里土地,以更低的商务和土地成本吸引外资,防止产业外移,与苏州、杭州等长三角二线城市形成激烈竞争。消息一出,江浙不满之声沸沸。

但是,2003年后因中国房地产和汽车业启动的重化工业高潮,让拥有上海汽车、宝钢、金山石化、上海电气和众多大船厂的上海开始了新一轮工业的突飞猛进,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上海不再提“三二一”战略,取而代之的是“二三产业并举,融合发展”的新思路。

工业园区模式,明日黄花?

然而,随着土地的逐渐减少和地产价格的猛增,产业外移的趋势还是不可阻挡。2005年,联合利华开始把生产基地转移到了合肥,上海保留了总部和研发部门就是证明。

上海的各级官员也意识到这一点。发展总部经济和生产性服务业,是上海应对这一趋势的重要手段。

2008年初,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与江苏南通启东市的启东产业园合作,借地8000亩,成立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控股60%的外高桥集团(启东)产业园。 “包括税收等收益在内,发展成果按股权比例分配。”启东经济开发区滨海工业园主任助理胥宏锋认为,这个办法充分利用了双方各自优势,实现了双赢。

但启东方面不仅满足于引进从外高桥淘汰的制造业,他有自己的小算盘——借机吸引高技术企业进驻。“我们给落户这里的研发企业和机构的本科生每月补贴 500、研究生1000、博士3000,还有安家费,根据项目情况还可给予项目资助。”胥宏锋坦陈,与上海在这些方面肯定是有竞争的,只是怎么平衡的问 题。

苏州高新区吸引高科技研发企业的力度更大。“我们这里企业最高拿到的政府资助可以超过1000万。”苏州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局副局长韦纯青介绍,对领军型科技创新人才,他们给200万的安家和项目启动资金。苏州高新区和工业园区有不少研发型企业系从上海出走。

实际上,外高桥集团(启东)工业园的运转并不理想。至今为止,外高桥集团(启东)工业园的外高桥园区只吸引了两家公司,其中一家还是医药研发企业。

但在上海方面,则试图通过这一模式,把外迁企业的总部和研发运营等机构留在上海,同时分享企业外地成长的税收等利益。

外高桥与启东合作的模式实际上是上海地方利益,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实现的最理想的模式。“我们集团上海部分的增加值大概四五成,但整个集团在上海创造的利税,能占到集团全部利税的三分之二。”上海迪赛诺生物医药公司董事长李金亮说。

迪赛诺是生产抗艾滋病毒药物和制剂的医药公司,在江苏盐城和大丰,以及江阴、苏州都有产生基地,年产值达到了20亿元左右。是上海张江最早走出去到长三角布局生产基地的公司。

迪赛诺没有把总部迁出上海。对李金亮来说,成本很重要,但人才更重要,公司的研发和营销等运营,他还是放在上海张江。

但一些技术含量高的制剂的生产,虽然外地比上海张江的成本一年低1000万,李金亮还是选择在上海南汇临港新城生产——临港的成本比张江一年节省500万左右。

李的做法是上海最希望看到的。浦东与南汇的合并,就是上海希望突破行政阻碍,将浦东高技术产业研发成果的产业化项目内部消化,转移到南汇,GDP和财政收入、就业等留在上海,肥水不流外人田。

这将使浦东金桥、张江等开发区走出上海的步伐暂时停滞。张江等开发区在市政府发文推广外高桥经验之后,都已到长三角甚至内地做过多次考察,希望复制外高桥模式。但南汇的加入,整个浦东和上海的产业规划将重新改写,上海和浦东的产业外移,将更多采取自我消化的方式。

从政府规划的角度,浦东南汇的合并后,上海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与城市建设布局,也将不同。

在上周上海市政府就两区合并举行的专家咨询会上,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左学金提出:由于现代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是依赖人的聚集的,所以功能单一靠项目集聚的工业园区建设模式,已经不适应上海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需要。

左学金提到一个案例:一家外资银行打算将数据中心从南京西路转移到张江的银行卡园区,但考察后发现,那里晚上加班的话,连公交车都坐不到,只好放弃这个打算。

2008年左学金去深圳光明新区参观发现,以高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定位的光明新区,自成立后,已放弃园区发展模式,而是以建设新城的模式来发展产业。

这一切新的规划,将在浦东与南汇合并完成之后具体确定。现在,新浦东的人大和政协会议正在筹备,8月,会议选出新领导班子后,一切就会更加明朗。